长期在海外研究中国画的学者，远离了学派、师承、利益的漩涡，明眼者一看便知，二十世纪中国画出了点问题。

　　在二十世纪初期，中国社会渴望变革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，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席卷全国。我们所敬仰的文化巨匠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乃至鲁迅频频登高一呼，喊出中国画要改革的时代强音，他们甚至指出中国画的创新应参照西洋素描来变革。徐悲鸿、蒋兆和等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首当其冲，以自身卓越的艺术造型能力，拿着毛笔，以素描造型的审美视角，进行着毕生的艺术实践，创作出《九方皋》、《流亡图》等一大批具有现实意义、有影响的作品。六、七十年代，李可染高举着写生的大旗，沿承着中西合璧，人物画家刘文西、杨之光更是直接拿来主义，几近拿毛笔画素描，一路画到高我数年级的学长李小山撰文大呼“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了”，从而再次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画大辩论……

　　二十世纪中叶，在徐悲鸿引进了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教学模式后，中国的高等艺术院校中西画科都开始注重到自然中写生，大批的学生既得到了认识自然又提高了造型能力的训练，然而更多是面对自然无能为力，到底是到自然中摄取灵魂，体验笔墨、印证笔墨，还是去素描那些自然物象？每每在黯然纠结中完成的写生与创作，既丢失了中国画的国粹核心的笔墨元素，又成了自然的奴隶——照搬自然，以至于以自家的速写热情，粗制滥造地复制拷贝着自然，以至于有些本来还蛮有才华的画家，离开了自然的物象，就很难创作出来作品，更谈不上所谓的神品、逸品之作了。我赞同****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过的：“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。”艺术没有生活就没有灵魂中的“灵”，没有中国民族精神元素的作品便失去了中国画灵魂中的“魂”。反叛、革其命、混血、时尚都难成国粹，历史必将再次无情地印证着一切。

　　旅居海外十八载，我无时不关注着祖国的发展、中国画的进步。画家由于教育、学养、修为乃至游历、境界不同，走入了不同的学术选择道路。遥望华夏，纵观当今中国画坛有五类之状。

　　第一类：反传统、革中国画命。这类的画家对传统的中国画向前发展失去信心，干脆另起炉灶，与中国画离经叛道，越走越远。

　　第二类：中西合璧。这是典型的“混血儿”型艺术形式，在人们渴望艺术创新的初级阶段闪灼着耀眼短暂的光芒，一时冲击着画坛，让人们误以为这是主流，但很快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。

　　第三类：传统派。他们认为传统博大精深，老祖宗留下的都是好的，今天的中国画与传统的不能比，顽固的复古主义，与“四王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　　第四类：时尚。追赶浪潮的逐浪儿，哗众取宠，视艺术为时髦、快餐，从波普艺术中拿来主义，哪怕吸引人们的眼球三五天，也为这种虚荣而满足。

　　第五类：立足传统而发展。李可染先生说过：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，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我觉得这是至理箴言。中国画要发展，就必须超越传统，而不能得到传统的精髓，又如何升华哪？深挖传统不是目的，融入时代才是康庄大道。傅抱石讲得好：时代不同了，笔墨当随时代。中国画应当喊出时代的声音，而这民族的声音绝不是“混血”，更不是拿来主义的时尚，中国画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精神的艺术。

　　抬眼望去，二十世纪中国画不可绕去的丰碑是齐白石，那是具有中国精神的国粹，是民族的脊梁，是被世界所尊重的中国艺术。如同遥望西方二十世纪艺术，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毕加索、马提斯，而是塞尚。

　　前辈大家的实践与努力，使我们有机会站在他们的肩上展望，这是何等的幸哉！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文章说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其实这个说法还不够确切，现在我修正：民族的精粹才是世界的。因此，中国画走向世界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而中国画本身就是世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，关键的是中国画的民族特质越强，就越具有世界的代表性。

　　偏于一隅，粗粗杂感，不妥之处愿与热爱中国艺术者商榷。

　　（作者现为：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导、中国画院研究院、南京大学中国书画研究院常务院长）